第一，在没有其他致使合同无效的事由出现时，法院直接以违反公序良俗原则认定合同无效，进而使得违约方因违约而获取了利益，这种做法是否也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这个问题并非在个案中存在，而是体现了我们当今司法裁判整体的倾向性。比如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利息的计算和限制，背后会造成借款人借钱不还、借钱少还的局面。司法裁判常常会一边倒认为，贷款人发放高利贷是不对的、诉讼投资协议破坏诉讼秩序是不对的，但是却并没有看到，这种司法裁判的结果，可能会使得违约的一方获利。因此我认为，司法裁判不能仅考虑对法律行为效力否定性评价，还要考虑在个案中让违约方对其违约行为付出代价，比如通过上缴国库的方式让违约方按照合同应当支付的钱照付，这才是维护“公共秩序”、协调利益平衡的体现。否则，目前的司法倾向，将演变成维护违约方可以“赖账”的“公序良俗”了。

第二，关于法院是否存在超越司法职权的问题。对于诉讼投资情况而言，即便本案这种诉讼投资的交易模式违反了金融监管秩序，法院是否有权对此在个案中予以裁判？这个问题也不是个案，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司法过多干预经济生活的问题。但是，司法的基本职能是审判而非管理或监管，法院与银保监局、证监会的职能是不同的，行政监管的职权应当由行政监管部门负责，法院不能自己做监管者。因此，法院若认为本案诉讼投资协议确实存在违反金融监管规范或其他行政监管秩序的情形，可向监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由监管部门来处理。总之，司法裁判维护经济大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司法裁判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来维护经济大局？我认为，应该通过居中裁判、维护当事人平等权益的方式，而非取代行政部门职权的方式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裁判文书应注重文字表达的精确性，不应出现界限模糊的语句，比如“可能对诉讼秩序造成破坏”中的“可能”，而是应当直接表达“是”或“不是”。我之前在阅读其他判决书时，常常会看到“不足以证明”“不足为据”等字眼，我认为这类词语也是存在模糊性的。

首先，近年来，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判决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评价、控制法律行为效力的关键机制。比如２０２０年最高院作出的一则裁判，认定借名人与出名人为规避国家楼市限购政策签订的《房产代持协议》因违背公序良俗应认定无效。因此，对这些判决来说如何界定“公序良俗”的内涵和外延于法官裁判来说至关重要，“公序”和“良俗”的功能和定位实际是有所差异的：

第一，“公序”体现为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层面，是用以限制公共自由的一系列规范。“公序”的规范边界更为广泛，除了民法还涉及到刑法、行政法、环境法、劳动法领域等。公共秩序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以可以延续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规范，实现社会每个人权利义务的平衡。相当程度上讲，公共秩序揽括了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条款。公共秩序的界定通常不是从善恶角度出发的，而是从社会利益角度考虑特定的行为、秩序是否可以存续。

第二，“善良风俗”则大多体现在私人秩序层面，边界较为狭窄，通常体现为社会公认的禁忌、习俗，特别是在两性关系中。“善良风俗”也涉及到社会公共道德的层面，一般是指特定时期、特定社会形态所能接受的道德观念。“善良风俗”更多从善的角度界定，和道德密切相关。因此适用善良风俗进行裁判的合法性具有争议。明确定义善良风俗的内涵非常困难，社会对善和道德的援引限度是有限的，因此法院一般只能去限制、制裁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

其次，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诉讼秩序是否属于“公序良俗”的范畴。必须承认，两大法系国家对诉讼秩序的认识本质上是有较大差异的。诉讼投资、诉讼金融合法化的做法目前基本限于普通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在这方面通常较为保守，比如法国在２０１９年通过立法甚至还禁止律所和大数据公司采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预测司法，分析特定的法官和书记员个人的历史裁判情况以预测其未来的裁判倾向，违反者依法需要承担罚款、监禁等非常严重的法律后果；这在很多其他国家看来近乎难以理喻。原因在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认为，诉讼属于一种公共服务（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具有公益属性，应当坚持公共利益标准，国家强调获取公共服务的均等性和可达性，强调宪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认为每个人的法律境遇应当是相同的而不论其个人能力地位大小高低，因此不能像英美法系国家一样把诉讼当作一门生意。国家具有确保诉讼主体个人获得诉讼服务可达性的义务，对于因经济障碍无法获取诉讼服务的个人，国家会通过法律援助服务方式予以救济，而个人并无必要去自己找私人资本获取诉讼公共服务。总之，现有关于论述诉讼投资合法化的比较法依据，基本都来自于英美法系国家（比如澳大利亚、美国个别州等），并不必然对中国具有参考意义，也很难说这已经是一种普遍的世界性趋势。我注意到二审判决就明确表达了类似的立场与担忧：“（诉讼投资协议）很可能把诉讼带离应然的化解纷争、维护公平正义的轨道，走上生财之路，从而使社会大众在观念上对诉讼的理解产生扭曲，把诉讼当成生意。”应当说，法院这样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

再次，关于诉讼投资协议内部各方当事人之间利益冲突的问题，这份判决提出了对此问题的关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一般来说，当事人与投资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不能排除一些情况下二者之间也会存在冲突；比如当事人想要和对方和解，见好就收，但是投资公司却主张坚持打下去可能获益更大，因此认为不应接受调解，而一定要让法院出判决。从律师的角度看，在这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中，律师到底应当对谁负责？是对当事人负责，还是对接受委托的投资公司负责？根据现行诉讼法、律师法的规定，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显然应当是要对诉讼当事人负责的，但是律师毕竟是投资公司指定的，还是要听命于投资公司。因此，我想这份判决中法院所表达的隐忧之一是，第三方投资公司有影响甚至操纵诉讼的可能；这会不会影响当事人权益进而影响诉讼秩序，我想这个问题确实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最后，被投资方在最初签协议时已经对风险收益分担模式表示同意，但是在胜诉后却反悔，不可否认这种行为确实是违反禁反言、违反诚信原则。因此，即使法院判决协议无效、并判令被投资方返还垫付诉讼费，对于实际发生的律师费还是应该适当折价返还；合同无效所应剥夺的只是预期利益。根据民法典第１５７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的处理，由于被投资方实际享受的律师服务是无法返还的，故而似应考虑适当折价补偿，现有判决对于律师费适当补偿这一块似乎没有考虑，这可能是个缺憾。

其次，对于本案判决而言，法院说理中似乎存在某些“有罪推定”的立场，一方面是对投资方签订诉讼投资协议的目的必然在于牟利或者发放高利贷的认定，这种暗含的预设可能也是这份判决广受热议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对诉讼投资协议具有金融属性的推定，然而我国《民法典》对于保理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等金融类合同都秉持着较为宽松和鼓励的立法态度，所以不能说具有金融属性的合同就必然无法受到立法者的认可。

再次，我想围绕诉讼融资这种交易模式从比较法的视角寻找一些法理依据。第三方诉讼融资［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ＴＰＦ）］在外国适用非常普遍，分为消费者融资和商业融资不同类型。无论是ＴＰＦ，还是大家所称的“法律融资”“专业资金”“和解资金”“第三方诉讼资金”或“诉讼贷款”，它们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第三方融资公司为了客户的法律费用提供资金，该资金系一种无追索权、预付的资金。本案的诉讼投资协议是符合ＴＰＦ的这种特点的。ＴＰＦ的好处在于能够给当事人解决经济障碍，法理基础是接近正义，和胜诉取酬制度的法理是一致的，可以让老百姓接近司法，更积极主动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常州毒地案中，在一审败诉、当事人无力支付二审上诉费情况下，当事人采用“众筹”手段筹足诉讼费，这实际上是一种第三方诉讼融资制度在我国的雏形；二是我之前接触过的一个案件，一审、二审诉讼费均为约１６００万元，在面对这种巨额、高昂的诉讼费时，第三方诉讼融资制度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了。

 但是，ＴＰＦ也存在可能引发滥诉、拖延诉讼时间、占据司法资源等种种弊端。因此，若要全面推行第三方诉讼融资制度，应该对其设置一定的规制手段。比如，一是规定第三方公司垫付诉讼费用是无追索权的，在提供服务中途不得向当事人追回，而应当自担风险，只有在法律服务结束后才能按照约定比例取得收益；二是禁止第三方投资公司发放高利贷，将诉讼成为融资牟利的工具和手段；三是禁止第三方投资公司和代理律所之间的利益关联，在诉讼代理过程中，第三方公司不得向诉讼当事人提供任何法律建议；四是禁止无价值的诉讼进入法院，防止滥诉。因第三方诉讼融资导致的滥诉，我认为这才属于对公共秩序的损害与干扰。

总之，从整体来看，我认为第三方诉讼融资制度利大于弊，在我国推行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第二，诉讼费用的问题。我赞同王福华老师的观点，在诉讼制度的设计上不能使当事人因经济困难而无法获得司法救济。第三方诉讼融资制度解决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贯穿了诉讼费用的救济、接近司法、支持起诉的共同理念，确实是个非常值得探索的机制。

第三，“诉讼投资”表述的妥当性值得推敲。因为看到这四个字，会让人联想到公共投资，而公共投资是被国家严格限制的。如果这种诉讼投资属于一种私人活动，而非投资于司法公共服务，则这样的表述容易引发误解，混淆了私法活动与公法活动的界限。

第四，审查诉讼投资协议时，应该分开审视两层法律关系。一层是投资关系，投资方和被投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比如投资方应该享有资金使用的知情权、投资方不能干预接受投资一方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等；第二层是诉讼关系，各诉讼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包括委托人和诉讼代理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这样能让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更加明晰。

第五，审查诉讼投资协议效力不能仅用公共秩序这种大而化之的不确定性概念，应落脚于具体事实、具体规范的分析。比如一个核心问题是，诉讼投资模式以及协议中具体条款的约定，是否干预了法院的审判权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否违反了律师利益冲突回避的相关规定？这都是在审查诉讼投资协议效力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德国和奥地利是欧陆法系的保守派国家，长期禁止胜诉酬金。禁止的理由主要是，诉讼是一种公法事务，属于公共服务范畴，诉权的行使过程不应该掺杂律师个人的牟利动机。但是我之前去德国访学时也了解到，奥地利已经开始尝试对诉讼资助制度的探索。学术界认为，这种制度相比较胜诉酬金制具有一些优势，因为出资方是中立的第三方，不亲自参与诉讼的进行。出资人可以对诉讼的前景进行评估，有权对诉讼的进展加以监控，但是对诉讼的进行没有决策权。由此，就可以一方面增加当事人接近司法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司法活动的功能被律师牟利的动机扭曲。

此外，就本案诉讼投资协议而言，假如协议中约定“出资方对诉讼有最终决策权”，确实对出资方不太有利。这样说会使得出资方参与诉讼的行为容易被认定为具有一定的牟利动机，并且削弱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投资方一般不应当有决策权，比如说，不能约定案件不能和解、撤诉，不能强制要求当事人上诉、申请再审。诉权是完整的，不能说投资方出钱了，当事人的诉权就要受到限制。我认为，诉讼投资协议是否在这些具体问题上限制了当事人诉权，这才是判决书真正应该关注的。

无论如何，这份判决体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诉讼投资这样一种现象提了出来，从而有助于引发大家的思考。未来应该重点考虑，如何探索建构一种既能为当事人参与诉讼提供帮助、又能避免出资方出于牟利动机削弱当事人诉权的机制。

第一，司法必须面对具体案件，关注案件中的具体情节和细节，通过个案去影响公共政策，而不能反过来用公共政策来指导案件裁判，甚至代替行政机关来树立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过于关注国家政策和价值导向，将使法院超出司法职权，丧失司法的中立性。尤其是对于诉讼投资这种新生事物，更应该谨慎评价，不能一棍子打死。法院在论证方面会负有更重的义务，必须特别小心界定判决的边界。

第二，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法院应该注重依据具体的规范性条文作出民事裁判，尽量减少向一般条款逃逸的处理方法，不要动辄上升到价值秩序层面，否则容易使司法裁判走向道德审判之路，将依法治国演变成道德治国。在具体的司法技术上，大陆法系法学方法可采用的裁判三段论、涵摄、要件事实、证明责任等基本理论出发来考虑；英美法系法学方法则可从类推适用角度去论证，总之不要轻易使用一般性原则性规范。

第三，就这份判决的具体论证上，一是判决中考虑到了国家政策因素，但是政策有大的和小的、远的和近的，如果仅仅考虑国家金融政策，可能会有失全面；二是在对公序良俗的影响上，判决认为诉讼投资协议的签订可能会使规避当事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一方面我们国家倡导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诉讼制度在法治国家是一种成熟的制度，具有一定的刚性的，很难说会因为个案中当事人的某种交易模式而受到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国家也提倡金融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提倡建设法治社会，从而更好维护当事人权益，对诉讼投资协议效力的认定很难说会导致某种单方面的不利后果。

第二，诉讼投资协议不可能针对所有民事纠纷而订立，只能针对原告遇到明显经济困难且利益较大的特定纠纷而订立，免费的解纷机制对这些纠纷未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或很强的适应性，诉讼投资协议架空非诉解纷机制的结果具有很低的或然性。

第三，诉权具有人权的属性。对诉权行使的支持应持鼓励、宽松态度。对滥用诉权的规制，应持谨慎、苛刻的态度。诉讼投资协议对滥诉的诱发作用，除非有相当数量的典型案例加以印证，不宜作已十分严重或即将成灾的推测。

第四，诉讼投资协议的出现，对律所、律师提出避免利益冲突的更高要求。律所和诉讼投资公司之间在人员、业务、财务方面不应混同。律师忠于委托人优先于支付律师费的诉讼投资公司，这是律师执业的底线要求。

从代理律师的角度看，律师帮助被告胜诉，但被告却想赖掉律师费，如果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驳回原告诉请，这反而是鼓励了违约方的不诚信行为。这一点也值得裁判者予以考虑。

第一，私人主体之间签订的协议，不太可能能够达到“冲击”诉讼制度的程度，诉讼代理制度和诉讼制度应该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如果一个制度需要靠“公序良俗”来保护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制度应该需要加固。诉讼投资协议所约定的交易模式具有营利性，也并不意味着有违善良风俗。

第二，“公序良俗”定义的范畴是没有法定解释的，都是靠法官、当事人、律师来论述。但是对于“诉讼秩序”和“意思自治”这类概念，一般可以得到比较一致的定义。我觉得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这些概念。

第三，本案投资方的行为确实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律师和投资方之间关联关系，投资方可能深度参与诉讼活动，这必然会让法庭在处理案件时感到非常为难。假定抽象看待本案，剥离上述不利的瑕疵因素，两个公民之间就诉讼垫资达成协议，Ａ对Ｂ说我借给你１０万元钱用来打官司，别的什么都不管，Ｂ胜诉了你就要把胜诉金额给我１／３，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应该如何处理？我想这个问题值得大家继续思考。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分享。希望以后我们可以继续像今天这样，汇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持续研讨更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司法前沿问题。

今天的沙龙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