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子琳，北京大学法学院２０２０届经济法方向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在作者的硕士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形成

来源：《金融法苑》总第１０９辑

主办：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

主编：彭冰

本辑执行主编：王艺璇

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２３年４月出版，北大法宝Ｖ５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等期刊数据库收录，更多信息请登录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网站（ｗｗｗ．ｆｉｎｌａｗ．ｐｋｕ．ｅｄｕ．ｃｎ）和关注微信平台（“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Ｐｋｕｆｉｎｌａｗ”）查看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内幕交易是个看起来很遥远的话题，似乎只存在于身居各大上市公司要职的高管层之中，是资本市场大鳄们才会接触到的犯罪游戏。但实际上，对内幕交易的打击并非如此狭窄，当内幕信息从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泄露给第三方时，泄露内幕信息的人和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的人即有可能构成内幕交易。这种泄露内幕信息者（以下简称泄密者）向接受内幕信息者（以下简称受密者）传递内幕信息的行为模式，即为本文所探讨的泄密型内幕交易。［１］

作为内幕交易的一种特殊形态，泄密型内幕交易涉及的主体、行为和证明有一定特殊之处：在主体上，除了内幕信息知情人，还可能有其亲人、朋友等；在行为上，既有泄密者泄露内幕信息，也多有受密者利用内幕信息交易或再次泄露内幕信息；在证明方式上，泄密型内幕交易的发生往往较隐秘，可能存在证明难题。［２］实践中，泄密型内幕交易在中国呈现高发趋势。据笔者统计，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或证监会）在官网上公开的所有内幕交易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泄密型内幕交易占比接近七成。［３］因此，对泄密型内幕交易主体范围、行为条件、证明方式等的设置，既关乎理论问题的澄清，也影响到实践中对内幕交易监管边界的界定。

注释：

［１］　对于该类发生了内幕信息传递的内幕交易行为，中国法上并无专门概念，美国法称之为“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ｉｐｐｉｎｇ”，可译为泄密型内幕交易。考虑到下文将对比中美规则，故本文借鉴美国法的说法，称之为泄密型内幕交易。此外，也有文献称之为传递型内幕交易。Ｓｅ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Ｓ．　Ｗａｎｇ，　Ｍａｒｃ．　Ｉ．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３ｒｄ　Ｅ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１．　参见郑晖：《美国泄密型内幕交易法律责任中个人利益标准研究——兼谈泄密型内幕交易罪之中美对比》，载《证券市场导报》２０１７年第６期；蔡奕：《内幕交易的特殊行为形态分析——兼议〈证券法〉内幕交易相关规范的修订》，载《证券法苑》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２］　参见蔡奕：《内幕交易的特殊行为形态分析——兼议〈证券法〉内幕交易相关规范的修订》，载张育军、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五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３］　全部内幕交易案件共２９５件，其中泄密型内幕交易案件２８３件。前述所有案件均来源于中国证监会在其官方网站公开的２００１年至今所有内幕交易行政处罚决定书，案件时间范围为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０日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４日（最后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２年２月２日。此处的时间是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时间，而非内幕交易发生的时间）。参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ｒｃ．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ｚｊｈ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２２年２月２日访问。

［４］　《证券法》第五十三条：“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

［５］　《刑法》第一百八十条：“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６］　泄露和建议行为有一定差别：前者多是直接泄露信息的具体内容，后者则是建议人根据自己对内幕信息的判断，对他人的投资决策发表建议。不论是泄露还是建议行为，都存在内幕信息从一方传递到另一方的过程（建议行为可能伴随着提及内幕信息），故本文将这两者都归入本文所称“泄密”的范围内。受密者的行为除了泄密外，也包括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另参见肖伟：《论建议型内幕交易》，载《财经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７］　尽管该司法解释不是证监会行政执法的直接依据，但其反映了证监会部分处罚决定的观点，也在发布后被证监会在处罚中明确引用，故有必要对之予以研究。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岳远斌）〔２０１１〕５７号，证监会在该案中明确指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既包括采用盗窃、窃听、黑客、贿赂等违法手段积极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也包括并未采取违法手段、只是因‘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的泄露行为而间接获悉内幕信息，但是本身又不具有获取内幕信息的合法资格、合法理由的人。对于后一类‘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来说，如果获悉内幕信息后没有买卖相关证券，也没有再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则不构成违法；如果获悉内幕信息后实施了买卖相关证券、再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３种行为之一，就构成了《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违法行为。”另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阳雪初）〔２０１９〕７５号。证监会在该案中直接援引了《内幕交易刑事司法解释》作为认定内幕信息形成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的依据。另参见陈洁：《内幕交易事实认定中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及其规制》，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一、关于证券行政处罚案件的举证问题：“会议认为，监管机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对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承担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在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时，也应当考虑到部分类型的证券违法行为的特殊性，由监管机构承担主要违法事实的证明责任，通过推定的方式适当向原告、第三人转移部分特定事实的证明责任。”

［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五、关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问题：“会议认为，监管机构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以下情形之一，且被处罚人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一）证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活动；（二）证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有密切关系的人，其证券交易活动与该内幕信息基本吻合；（三）因履行工作职责知悉上述内幕信息并进行了与该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活动；（四）非法获取内幕信息，并进行了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活动；（五）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

［１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１２〕６号）第二条：“有下列行为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一）利用窃取、骗取、套取、窃听、利诱、刺探或者私下交易等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二）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或者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三）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联络、接触，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或者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

［１１］　《证券法》（２０１９年修订）第五十一条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包括：（一）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三）发行人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或者因与公司业务往来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五）上市公司收购人或者重大资产交易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六）因职务、工作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七）因职责、工作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八）因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对上市公司及其收购、重大资产交易进行管理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有关主管部门、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九）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

［１２］　此后，《关于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２０２１〕５号）也在操作层面加强了对内幕信息知情人信息登记的管理。

［１３］　参见彭冰：《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案例初步研究》，载张育军、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三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１４］　参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ｒｃ．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ｚｊｈ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２２年２月２日访问。此处的时间是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时间，而非内幕交易发生的时间。根据证监会在该网站公布的信息，案件时间范围为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０日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４日，最后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２日。

［１５］　其中２００９年１件、２０１０年３件、２０１１年１件、２０１２年５件、２０１３年２３件、２０１４年３１件、２０１５年１７件、２０１６年４３件、２０１７年２２件、２０１８年３２件、２０１９年４７件、２０２０年３７件、２０２１年２１件。在统计标准上，本文主要以证监会的处罚决定书为基础计算。个别案件中单一泄密者和单一受密者被分开处罚，本文将之合并计算为一个案件，如２０１８年的许海霞、严谨案。此外，２０１６年张智军内幕交易案和苏嘉鸿内幕交易案虽已分别被证监会和法院撤销，但对本文研究有重要意义，故计算时也予以纳入。

［１６］　参见蔡奕：《内幕交易的特殊行为形态分析——兼议〈证券法〉内幕交易相关规范的修订》，载张育军、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三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１７］　Ｓｅ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Ｓ．　Ｗａｎｇ，　Ｍａｒｃ．　Ｉ．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３ｒｄ　Ｅ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４０７．

［１８］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况勇、张蜀渝、徐琴）〔２０１０〕３２号。本案中，内幕信息知情人况勇在家中通过电话和人沟通过内幕信息有关的内容。况勇没有主动向其妻子张蜀渝说过具体细节，但张蜀渝根据其听到打电话的内容和况勇出差的地点，大致了解内幕信息涉及的重组事宜。之后，况勇的外甥女徐琴让张蜀渝推荐股票，张蜀渝就推荐了包括案涉股票在内的几只股票，并告诉徐琴有重组可能。

［１９］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况勇、张蜀渝、徐琴）〔２０１０〕３２号。

［２０］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况勇、张蜀渝、徐琴）〔２０１０〕３２号。

［２１］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况勇、张蜀渝、徐琴）〔２０１０〕３２号。

［２２］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阳雪初）〔２０１９〕７５号。

［２３］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曹冬芳）〔２０１９〕２６号。该案中，内幕信息知情人伍某向曾在家中、微信上与其配偶曹某梅讨论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资产重组事宜，此后，曹某梅向其妹妹曹冬芳的配偶董某建议买入相关股票，曹冬芳随后借用他人账户买入了该股票。尽管转泄密者曹某梅、董某都有泄密的情节，但证监会只处罚了交易者曹冬芳。

［２４］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曹冬芳）〔２０１９〕２６号。

［２５］　参见吕成龙：《谁在偷偷地看牌？——中国证监会内幕交易执法的窘境与规范探讨》，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相关案件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王智元）〔２０１６〕１８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吴伟、谢霞琴）〔２０１３〕７２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海金瑞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王敏文、刘晓霖）〔２０１３〕１６号。

［２６］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况勇、张蜀渝、徐琴）〔２０１０〕３２号。

［２７］　此处的原《证券法》是相对现行《证券法》（２０１９年修订）而言，对应现行《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

［２８］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李彩霞）〔２０１６〕２７号。

［２９］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吴学军）〔２０１９〕１１号。

［３０］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况勇、张蜀渝、徐琴）〔２０１０〕３２号。

［３１］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曹冬芳）〔２０１９〕２６号。

［３２］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李健铭）〔２０１９〕４７号。

［３３］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张琴）〔２０１６〕６７号。该案中，张琴与袁某超关系密切，而袁某超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知情人王某仓有通信联系，并且张琴交易股票的时间与其和袁某超联络接触的时间相互吻合。

［３４］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王驾宇）〔２０１９〕７７号。

［３５］　参见苏嘉鸿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二审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京行终４４５号。

［３６］　苏嘉鸿交易与内幕信息的形成过程“较为吻合”而非“高度吻合”。

［３７］　参见周德奋与证监会其他一审行政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京０１行初１１２０号。

［３８］　参见张海光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二审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京行终２１８５号。

［３９］　参见傅穹、曹理：《内幕交易规制的立法体系进路：域外比较与中国选择》，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５期。需要说明的是，学者们对市场公平说的表述有一定差别，其他指称包括市场进路、信息平等理论等，但相关理论的基本内涵都是相同的，即着眼于内幕交易行为对市场公平的损害，而非特殊身份者信义义务的违反。参见彭冰：《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案例初步研究》，载张育军、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三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夏中宝：《从“身份中心主义”到“信息中心主义”——内幕交易主体法律规制之变迁》，载《金融服务法律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１辑。

［４０］　参见杨亮著：《内幕交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４页。

［４１］　Ｓｅｅ　Ｄｉｒｋｓ　ｖ．　ＳＥＣ，　４６３　Ｕ．Ｓ．　６４６，　ａｔ　６５５．参见曾洋：《证券内幕交易主体识别的理论基础及逻辑展开》，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４２］　参见傅穹、曹理：《内幕交易规制的立法体系进路：域外比较与中国选择》，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４３］　参见彭冰：《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案例初步研究》，载张育军、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三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４４］　参见吕成龙：《谁在偷偷地看牌？——中国证监会内幕交易执法的窘境与规范探讨》，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４５］　Ｓｅｅ　Ｄｉｒｋｓ　ｖ．　ＳＥＣ，　４６３　Ｕ．Ｓ．　６４６，　ａｔ　６６２．参见杨亮著：《内幕交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４７－１４８页。

［４６］　参见傅穹、曹理：《内幕交易规制的立法体系进路：域外比较与中国选择》，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４７］　参见张子学：《浅析“知悉”内幕信息的证明》，载张育军、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四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樊崇义、史立梅：《推定与刑事证明关系之分析》，载《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８期。

［４８］　参见樊崇义、史立梅，《推定与刑事证明关系之分析》，载《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８期；龙宗智：《推定的界限及其适用》，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４９］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李军、刘帆）〔２０１９〕８９号。该案中，李军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刘帆的舅舅。在其家庭微信群中，李军及其配偶多次以“鸟”“鸟儿”等为代号讨论案涉股票太阳鸟及其涨跌情况，并在太阳鸟股价下跌时抱怨刘帆“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还三次提到删除相关聊天内容。根据上述事实以及刘帆与李军一家的联络接触、相关交易异常情况，证监会认为“现有证据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刘帆向李军泄露内幕信息”，并追究了刘帆泄露内幕信息的责任。

［５０］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张庆华、周永发）〔２０２０〕１１１号。该案中，张庆华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周永发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张庆华联系密切。张庆华投资运营湖南珂信后，向周永发借款３０００万元，此后，张庆华将上市公司股票质押融资了３０００万元，并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通过湖南珂信将３０００万元还款给周永发，周永发随后用该笔资金买入上市公司股票。根据双方上述资金往来及联络、接触情况，证监会认定两人共同控制和使用涉案账户，均构成内幕交易。但是，证监会未单独追究张庆华泄露内幕信息的责任。

［５１］　Ｓ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Ｉ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ｕｎｌａｗｆｕｌ　ｆｏｒ　ａｎｙ　ｐｅｒｓ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ｎ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ｌｓ，　ｏｒ　ｏｆ　ａｎ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ｂ）　Ｔｏ　ｕｓｅ　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　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ｒ　ｓａｌｅ　ｏｆ　ａｎ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ａｎｙ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ｒ　ｃｏｎｔｒｉ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ａｙ　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ｅ　ａ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ｏｒ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５２］　Ｓｅｅ　ＳＥＣ　§　２４０．１０ｂ－５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Ｉ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ｕｎｌａｗｆｕｌ　ｆｏｒ　ａｎｙ　ｐｅｒｓ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ｎ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ｌｓ　ｏｒ　ｏｆ　ａｎ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　ａｎｙ　ｄｅｖｉｃ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ｅ　ｔｏ　ｄｅｆｒａｕｄ，　（ｂ）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ｎｙ　ｕｎｔｒｕ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ａｃｔ　ｏｒ　ｔｏ　ｏｍｉｔ　ｔｏ　ｓｔａｔｅ　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ａｃ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ｍａｄｅ，　ｎｏｔ　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　ｏｒ　（ｃ）　Ｔｏ　ｅｎｇａｇｅ　ｉｎ　ａｎｙ　ａｃ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ｏｒ　ｗｏｕｌｄ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ａｓ　ａ　ｆｒａｕｄ　ｏｒ　ｄｅｃｅｉｔ　ｕｐｏｎ　ａｎｙ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ｒ　ｓａｌｅ　ｏｆ　ａｎ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５１］　Ｓ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Ｉ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ｕｎｌａｗｆｕｌ　ｆｏｒ　ａｎｙ　ｐｅｒｓ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ｎ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ｌｓ，　ｏｒ　ｏｆ　ａｎ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ｂ）　Ｔｏ　ｕｓｅ　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　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ｒ　ｓａｌｅ　ｏｆ　ａｎ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ａｎｙ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ｒ　ｃｏｎｔｒｉ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ａｙ　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ｅ　ａ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ｏｒ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５２］　Ｓｅｅ　ＳＥＣ　§　２４０．１０ｂ－５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Ｉ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ｕｎｌａｗｆｕｌ　ｆｏｒ　ａｎｙ　ｐｅｒｓ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ｎ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ｌｓ　ｏｒ　ｏｆ　ａｎ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　ａｎｙ　ｄｅｖｉｃ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ｅ　ｔｏ　ｄｅｆｒａｕｄ，　（ｂ）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ｎｙ　ｕｎｔｒｕ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ａｃｔ　ｏｒ　ｔｏ　ｏｍｉｔ　ｔｏ　ｓｔａｔｅ　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ａｃ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ｍａｄｅ，　ｎｏｔ　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　ｏｒ　（ｃ）　Ｔｏ　ｅｎｇａｇｅ　ｉｎ　ａｎｙ　ａｃ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ｏｒ　ｗｏｕｌｄ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ａｓ　ａ　ｆｒａｕｄ　ｏｒ　ｄｅｃｅｉｔ　ｕｐｏｎ　ａｎｙ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ｒ　ｓａｌｅ　ｏｆ　ａｎ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５３］　参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编译：《美国〈１９３４年证券交易法〉及相关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与规章（第一册）（第二册）》，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３０－１３３页、１８０－１８３页；郑晖：《美国泄密型内幕交易法律责任中个人利益标准研究》，载《证券市场导报》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５４］　Ｓｅｅ　Ｃｈｉａｒｅｌｌ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４４５　Ｕ．Ｓ．　２２２，　ａｔ　２２７－２２９．

［５５］　该案中，被告人Ｄｉｒｋｓ是证券分析师，被一家公司的前任高管告知该公司欺诈情况，Ｄｉｒｋｓ在调查该信息的过程中曾与一些客户讨论，导致部分客户卖出了该公司的股票。Ｓｅｅ　Ｄｉｒｋｓ　ｖ．　ＳＥＣ，　４６３　Ｕ．Ｓ．　６４６．　参见杨亮著：《内幕交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０６－１０８页。

［５６］　Ｓｅｅ　Ｄｉｒｋｓ　ｖ．　ＳＥＣ，　４６３　Ｕ．Ｓ．　６４６，　ａｔ　６５５－６５６　ａｎｄ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　１５．

［５７］　Ｓｅｅ　Ｄｉｒｋｓ　ｖ．　ＳＥＣ，　４６３　Ｕ．Ｓ．　６４６，　ａｔ　６５９－６６４．

［５８］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　Ｏ?Ｈａｇａｎ，　５２１　Ｕ．Ｓ．　６４２．

［５９］　Ｓｅｅ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ａｄｅｒ　Ａｌｄａｖｅ，　Ｍｉ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３　Ｈｏｆｓｔｒ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１（１９８４），　ｐｐ．１１９－１２３．［６０］　Ｓｅｅ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ａｄｅｒ　Ａｌｄａｖｅ，　Ｍｉ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３　Ｈｏｆｓｔｒ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１（１９８４），　ｐｐ．１２０－１２１．Ｄｉｒｋｓ案确立的信息泄露理论同样适用于此类案件。Ｓｅｅ　Ｓａｌｍａｎ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３７　Ｓ．　Ｃｔ．　４２０，　ａｔ　４２５，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　２．

［６１］　Ｓｅ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Ｌａｎｇｅｖｏｏｒｔ，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ｌａｒｋ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　§　６：７．

［６２］　在美国确立古典理论之前，部分下级法院也曾采取信息平等获取理论的观点，认为应以获悉内幕信息作为归责前提，以保障市场上所有投资者获取信息机会的平等。Ｓｅｅ　ＳＥＣ　ｖ．　Ｔｅｘ．　Ｇｕｌｆ　Ｓｕｌｐｈｕｒ　Ｃｏ．，　４０１　Ｆ．２ｄ　８３３．

［６３］　Ｓｅ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Ｌａｎｇｅｖｏｏｒｔ，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ｌａｒｋ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　§　２：３．

［６４］　Ｓｅｅ　ＳＥＣ　ｖ．　Ｔｅｘ．　Ｇｕｌｆ　Ｓｕｌｐｈｕｒ　Ｃｏ．，　４０１　Ｆ．２ｄ　８３３，　ａｔ　８４８．

［６５］　Ｓｅｅ　Ｖｉｃｔｏｒ　Ｂｒｕｄｎｅｙ，　Ｉｎｓｉｄｅｒ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ａｗｓ，　９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２２（１９７９），　ｐ．３４１．

［６６］　Ｓｅ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８３：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Ｈ．Ｒ．　５５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ｃｏｍｍ．　ｏｎ　Ｓｅｃ．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ａｔｅ　Ｃｏｍｍ．　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９８ｔｈ　Ｃｏｎｇ．，　２ｄ　Ｓｅｓｓ．　１１５，　１１９　（１９８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ｉｔｈ　Ｃｏｌｉｓｈ，　Ｅｓｑ．，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　ｏｎ　Ｓｅｃ．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ａｗｙ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ａｄｅｒ　Ａｌｄａｖｅ，　“Ｍｉ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ｏｆｓｔｒ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１，　１９８４，　ｐｐ．１２２－１２３，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ｓ　１１９，　１２０．

［６７］　Ｓｅｅ　Ｔｅｘ．　Ｇｕｌｆ　Ｓｕｌｐｈｕｒ　Ｃｏ．，　４０１　Ｆ．２ｄ　８３，　ａｔ　８５４－８５５．

［６８］　参见彭冰：《中国证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版，第３７９页。

［６９］　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管等内部人因其特殊职位，能够获取到有关公司的重大信息，内部人若借助这些信息谋取私利，显然有悖于其所承担的信义义务。Ｓｅ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Ｌａｎｇｅｖｏｏｒｔ，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ｌａｒｋ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　§　２：３．

［７０］　Ｓｅｅ　Ａｌｉｓｏｎ　Ｇｒｅ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Ｆｒａｕｄ，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Ｈｏｆｓｔｒ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２，　１９８２，　ｐ．３５０．

［７１］　Ｓｅ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Ｓ．　Ｗａｎｇ，　Ｍａｒｃ．　Ｉ．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３ｒｄ　Ｅ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６７．　参见耿利航：《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功能质疑》，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６期；杨亮著：《内幕交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１５页。

［７２］　Ｓｅｅ　Ｖｉｃｔｏｒ　Ｂｒｕｄｎｅｙ，　“Ｉｎｓｉｄｅｒ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ａｗ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９３，　Ｎｏ．２，　１９７９，　ｐ．３５６．　参见杨亮著：《内幕交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１５页。

［７３］　Ｓｅ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Ｌａｎｇｅｖｏｏｒｔ，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ｌａｒｋ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　§§２：２－２：３．　参见曾洋：《证券内幕交易主体识别的理论基础及逻辑展开》，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７４］　Ｓｅ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Ｌａｎｇｅｖｏｏｒｔ，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ｌａｒｋ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　§　２：２．

［７５］　“ｆｕｌｌ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ｆｏｒｅｃｌｏｓｅ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ｉ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ｆｅｉｇｎｉｎｇ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ｆ　ｔｈｅ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ｈａｔ　ｈｅ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ｎｏ　§　１０（ｂ）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ｔｕｒｎｅｄ－ｔｒａｄｅｒ　ｍａｙ　ｒｅｍａｉｎ　ｌｉａｂ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ｗ　ｆｏｒ　ｂ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ａ　ｄｕｔｙ　ｏｆ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　Ｏ?Ｈａｇａｎ，　５２１　Ｕ．Ｓ．　６４２，　ａｔ　６５５；　Ｄｏｎｎａ　Ｍ．　Ｎａｇｙ，　Ｒｅｆｒａ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　Ｐｏｓｔ－Ｏ?Ｈａｇａ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５９　Ｏｈｉｏ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２２３（１９９８），　ｐｐ．１２５６－１２５９．

［７６］　Ｓｅｅ　Ｖｉｃｔｏｒ　Ｂｒｕｄｎｅｙ，　Ｉｎｓｉｄｅｒ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ａｗｓ，　９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２２（１９７９），　ｐｐ．３５３－３６０．

［７７］　Ｓｅ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Ｌａｎｇｅｖｏｏｒｔ，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ｌａｒｋ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　§　２：３．

［７８］　Ｓｅｅ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ａｄｅｒ　Ａｌｄａｖｅ，　Ｍｉ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３　Ｈｏｆｓｔｒ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１（１９８４），　ｐｐ．１１９－１２３．

［７９］　Ｓｅｅ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ａｄｅｒ　Ａｌｄａｖｅ，　Ｍｉ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３　Ｈｏｆｓｔｒ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１（１９８４），　ｐｐ．１１９－１２３．

［８０］　《证券法》（２０１９年修订）第五十一条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包括：（一）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三）发行人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或者因与公司业务往来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五）上市公司收购人或者重大资产交易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六）因职务、工作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七）因职责、工作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八）因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对上市公司及其收购、重大资产交易进行管理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有关主管部门、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九）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

［８１］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Ｃ．　Ｊｒ．　Ｃｏｆｆｅ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ａｗ：　Ｏｆ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Ｇａｐ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２０１３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８１（２０１３），　ｐｐ．２９１－２９４．

［８２］　参见本文第一部分“（二）实践层面”相关论述。

［８３］　《刑法》第十五条：“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实践案例中，法院也会认定泄密者存在泄露内幕信息的故意。例如在杜兰库、刘乃华内幕交易，刘乃华泄露内幕信息案（指导案例第７５７号）中，法院在分析中指出，杜兰库、刘乃华两人主观上具有利用该内幕信息非法获利的明确故意。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至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２０１２年第２集（总第８５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５页。

［８４］　尽管本文不认同应采信义义务说作为规制泄密型内幕交易的基础，但是其相应的判断标准可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参考，下文对受密者责任的分析也是如此。

［８５］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ｉ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　ｗｉｌ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ｂｓｅｎｔ　ｓｏｍ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ｇａｉｎ，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ｎｏ　ｂ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ｄｕｔｙ　ｔｏ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ｓ．”　Ｓｅｅ　Ｄｉｒｋｓ　ｖ．　ＳＥＣ，　４６３　Ｕ．Ｓ．　６４６，　ａｔ　６６２．

［８６］　Ｓｅｅ　ＳＥＣ　ｖ．　Ｏｂｕｓ，　６９３　Ｆ．３ｄ　２７６，　ａｔ　２８６．

［８７］　Ｓｅｅ　Ｃｌｅｇｇ　ｖ．　Ｃｏｎｋ，　５０７　Ｆ．　２ｄ　１３５１，　ａｔ　１３６１－１３６２．　Ｅｒｎｓｔ　＆　Ｅｒｎｓｔ　ｖ．　Ｈｏｃｈｆｅｌｄｅｒ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并未明确对放任是否构成欺诈故意作出回应。

［８８］　Ｓｅｅ　Ｖｉｃｔｏｒ　Ｂｒｕｄｎｅｙ，　Ｉｎｓｉｄｅｒ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ａｗｓ，　９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２２（１９７９），　ｐｐ．３４４－３４５．　参见甘培忠著：《企业与公司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第７版，第２５９－２６６页。

［８９］　Ｓｅｅ　Ｄｉｒｋｓ　ｖ．　ＳＥＣ，　４６３　Ｕ．Ｓ．　６４６，　ａｔ　６６２．

［９０］　Ｓｅｅ　Ｖｉｃｔｏｒ　Ｂｒｕｄｎｅｙ，　Ｉｎｓｉｄｅｒ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ａｗｓ，９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２２（１９７９），　ｐｐ．３５３－３６１；　Ａｌｉｓｏｎ　Ｇｒｅ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Ｆｒａｕｄ，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１０　Ｈｏｆｓｔｒ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４１（１９８２），　ｐ．３７３；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ａｄｅｒ　Ａｌｄａｖｅ，　Ｍｉ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３　Ｈｏｆｓｔｒ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１（１９８４），　ｐｐ．１１９－１２４．

［９１］　Ｓｅ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Ｌａｎｇｅｖｏｏｒｔ，　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ｄｙ，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９９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３９（１９９９），　ｐ．１３３４．　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法上，内幕交易的前提是构成欺诈，应有特定信赖被违反，仅仅滥用信息优势或许是不够的。但中国法并未采用欺诈的规制框架，故本文认为无需局限在是否有特定义务被违反，而应着眼于行为本身的不当性，即泄密者是否有意识地帮助他人利用不当的信息优势。

［９２］　对比可以发现，美国法的个人利益标准规制其实是上述标准的一部分情形——内部人为了谋取利益而泄密。

［９３］　见《刑法》第十四条：“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第十五条：“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９版，第１０２－１１３页；陈兴良主编：《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版，第９７－１０４页。

［９４］　参见王文华：《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载《南都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５期。从实例来看，如治安管理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差别主要在于主观要件，犯罪行为多增加了“故意”的要求。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一）隐藏、转移、变卖或者损毁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扣押、查封、冻结的财物的；…。”《刑法》第三百一十四条：“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可见，刑法对“损毁”行为增加了“故意”的要求。参见姬亚平：《〈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９５］　参见高铭暄、孙晓：《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的界限》，载《人民检察》２００８年第１５期。

［９６］　参见张子学：《浅析“知悉”内幕信息的证明》，载张育军、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四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９７］　参见王利明著：《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９３页。

［９８］　例如《民法总则》第四十三条：“财产代管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失踪人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八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９９］　参见叶名怡：《重大过失理论的构建》，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１００］　参见姜明安：《行政违法行为与行政处罚》，载《中国法学》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１０１］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况勇、张蜀渝、徐琴）〔２０１０〕３２号

［１０２］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阳雪初）〔２０１９〕７５号。

［１０３］　这在美国法上也有所体现。Ｓｅｅ　Ｓａｌｍａｎ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３７　Ｓ．　Ｃｔ．　４２０；　Ｓ．Ｅ．Ｃ．　ｖ．　Ｍｕｓｅｌｌａ，　５７８　Ｆ．　Ｓｕｐｐ．　４２５　（１９８４）．

［１０４］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曹冬芳）〔２０１９〕２６号。

［１０５］　Ｓｅｅ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２）　（１９３７）．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ｒｋｓ　ｖ．　ＳＥＣ，　４６３　Ｕ．Ｓ．　６４６，　ａｔ　６６１，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　２０．

［１０６］　Ｓｅ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Ｌａｎｇｅｖｏｏｒｔ，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ｌａｒｋ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　§　４：９．

［１０７］　Ｓｅｅ　Ｄｉｒｋｓ　ｖ．　ＳＥＣ，　４６３　Ｕ．Ｓ．　６４６，　ａｔ　６６１，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　２０．

［１０８］　例如，在２０１４年的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　Ｎｅｗｍａｎ案中，第二巡回区上诉法院认为受密者须认识到泄密者泄露信息收到了某些利益；而在２０１６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另一起案件Ｓａｌｍａｎ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案中，公诉方所提出的标准是受密者知道泄密者为了个人利益泄露信息且泄密者预期受密者将会利用相应信息发生交易。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　Ｎｅｗｍａｎ，　７７３　Ｆ．３ｄ　４３８，　ａｔ　４４９，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　３．　Ｓｅｅ　Ｓａｌｍａｎ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３７　Ｓ．　Ｃｔ．　４２０，　ａｔ　４２７．

［１０９］　Ｓｅ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Ｌａｎｇｅｖｏｏｒｔ，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ｌａｒｋ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　§４：１０．

［１１０］　Ｓｅｅ　Ｃｈｉａｒｅｌｌ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４４５　Ｕ．Ｓ．　２２２，　ａｔ　２３０．　Ｓｅｅ　Ｄｉｒｋｓ　ｖ．　ＳＥＣ，　４６３　Ｕ．Ｓ．　６４６，　ａｔ　６５９－６６０．

［１１１］　参见肖伟：《论建议型内幕交易》，载《财经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１１２］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况勇、张蜀渝、徐琴）〔２０１０〕３２号。

［１１３］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曹冬芳）〔２０１９〕２６号。

［１１４］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吴学军）〔２０１９〕１１号。

［１１５］　参见张子学：《浅析“知悉”内幕信息的证明》，载张育军、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四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１１６］　Ｓｅｅ　Ｄｉｒｋｓ　ｖ．　ＳＥＣ，　４６３　Ｕ．Ｓ．　６４６，　ａｔ　６６４．

［１１７］　ＳＥＣ于２０００年出台的１０ｂ５－２规则将可认定信义义务存在的情况分为三类：第一，一方同意保密；第二，交流信息双方之间存在以往分享保密信息的历史、做法或实践，使得受密者知道或应当知道泄密者希望其保密；第三，当受密者从其配偶、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那里获得信息时，除非受密者能够证明由于不存在前两种情形，使得泄密者并不预期受密者会保密。Ｓｅｅ　１７　Ｃ．Ｆ．Ｒ．　§　２４０．１０ｂ５－２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ｏ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ｉ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　“…（ｂ）　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ｅｄ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ｏ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　‘ｄｕｔｙ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ｏ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１）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ａ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ｇｒｅｅｓ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２）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ｔｏ　ｗｈｏｍ　ｉｔ　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ｄ　ｈａｖｅ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ｓ　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ｋｎ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ｉｔｓ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ｏｒ　（３）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ａ　ｐｅｒｓｏ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ｏｒ　ｏｂｔａｉｎ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ｓｐｏｕｓ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　ｏｒ　ｓｉｂｌ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ｏｒ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ｎｏ　ｄｕｔｙ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ｏ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ｋｎｅｗ　ｎ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ｋｎ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ｈｏ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１８］　Ｓｅｅ　ＳＥＣ　ｖ．　Ｄａｖｉｓ　ｅｔ　ａｌ．，　Ｌｉｔｉｇ．　Ｒｅｌ．　１８３２２，　Ｓｅｐｔ．　４，　２００３．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Ｌａｎｇｅｖｏｏｒｔ，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ｌａｒｋ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　§　６：７．

［１１９］　参见陈国庆、韩耀元、王文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读》，载《人民检察》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

［１２０］　参见本文第三部分“（二）立法目的反思”相关论述。

［１２１］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　Ｃｈｅｓｔｍａｎ，　９４７　Ｆ．２ｄ　５５１，　ａｔ　５７９－５８０．

［１２２］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李彩霞）〔２０１６〕２７号。

［１２３］　参见郭佳鑫、葛康：《唐红军内幕交易案》，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编：《证券期货行政处罚案例解析（第一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６９页。

［１２４］　参见劳东燕：《认真对待刑事推定》，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１２５］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岳远斌）〔２０１１〕５７号。值得注意的是，该案的处罚时间为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尽管是在《座谈会纪要》出台之后，但从证监会的说理来看，其并未采取推定规则，而是根据间接证据综合判断来“推断”违法行为存在。

［１２６］　参见张子学：《浅析“知悉”内幕信息的证明》，载张育军、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四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１２７］　参见马其家：《美国证券法上“附加因素”规则及其启示》，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１２８］　参见张子学：《浅析“知悉”内幕信息的证明》，载张育军、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四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曾洋：《“知悉内幕信息”的证明》，载《证券市场导报》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

［１２９］　参见张子学：《浅析“知悉”内幕信息的证明》，载张育军、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四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曾洋：《“知悉内幕信息”的证明》，载《证券市场导报》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

［１３０］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李健铭）〔２０１９〕４７号。

［１３１］　参见樊崇义、史立梅：《推定与刑事证明关系之分析》，载《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７期；劳东燕：《认真对待刑事推定》，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１３２］　参见刘博：《姜健内幕交易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编：《证券期货行政处罚案例解析（第一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６５页。

［１３３］　参见张子学：《浅析“知悉”内幕信息的证明》，载张育军、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四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１３４］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１２〕６号）第二条：“有下列行为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二）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或者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三）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联络、接触，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或者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

［１３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本解释第二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要综合以下情形，从时间吻合程度、交易背离程度和利益关联程度等方面予以认定：（一）开户、销户、激活资金账户或者指定交易（托管）、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的时间与该内幕信息形成、变化、公开时间基本一致的；（二）资金变化与该内幕信息形成、变化、公开时间基本一致的；（三）买入或者卖出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合约时间与内幕信息的形成、变化和公开时间基本一致的；（四）买入或者卖出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合约时间与获悉内幕信息的时间基本一致的；（五）买入或者卖出证券、期货合约行为明显与平时交易习惯不同的；（六）买入或者卖出证券、期货合约行为，或者集中持有证券、期货合约行为与该证券、期货公开信息反映的基本面明显背离的；（七）账户交易资金进出与该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人员有关联或者利害关系的；（八）其他交易行为明显异常情形。”

［１３６］　参见苏嘉鸿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二审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京行终４４５号。

［１３７］　参见陈洁：《内幕交易事实认定中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及其规制》，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张子学：《浅析“知悉”内幕信息的证明》，载张育军、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四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１３８］　可能的理解是，“高度吻合”表现为，在账户开立、资金变化、交易时间等时间点上与内幕信息的形成、变化、公开时间点或行为人可能获悉内幕信息的时间点紧密相关，行为人的交易习惯显著背离以往习惯或证券公开信息等。“基本吻合”则表现为各种时间点处于内幕信息形成与公开的时点范围内，但并非紧密承接，或在证券公开信息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大量买卖等。参见谢杰：《最新内幕交易犯罪司法解释的缺陷与规则优化》，载《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１３９］　参见欧阳振远：《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研究》，载黄红元、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九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蔡奕：《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法学实证分析》，载《证券市场导报》２０１１年第７期。

［１４０］　参见欧阳振远：《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研究》，载黄红元、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九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１４１］　参见蔡奕：《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法学实证分析》，载《证券市场导报》２０１１年第７期。

［１４２］　参见本文第五部分“（二）应受规制的受密者范围”相关论述。

［１４３］　参见高振翔：《传递型内幕交易中推定规则的理解与适用》，载蒋锋、卢文道主编：《证券法苑》第二十七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１４４］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张琴）〔２０１６〕６７号。

［１４５］　考虑到证明程度一致，此处将前文第二、第三类推定主体合并为一类，参见本小节“２．推定规则的适用”相关论述。

［１４６］　参见高振翔：《传递型内幕交易中推定规则的理解与适用》，载蒋锋、卢文道主编：《证券法苑（第二十七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１４７］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李军、刘帆）〔２０１９〕８９号。

［１４８］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张庆华、周永发）〔２０２０〕１１１号。

［１４９］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王驾宇）〔２０１９〕７７号。

［１５０］　参见陈洁：《内幕交易事实认定中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及其规制》，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１５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１５２］　参见苏嘉鸿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二审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京行终４４５号。

［１５３］　参见张巍：《三十年完成一个“小目标”：内幕交易在美国》，资料来源：“比较公司治理”微信公众号，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ｒｏＮＩＪｊＭ３ｏｗＵｈＺｈｕＲ８ｋＵＧ９Ｑ，２０２２年２月２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