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１月８日，宣某某作为甲方，某证券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一份，就委托证券公司代理证券交易及其他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其中约定：身份资料等重要资料变更时，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按乙方要求办理变更手续，如乙方有理由认为甲方向其提供的资料、证件严重失实，可要求甲方限期纠正，甲方不能按期纠正或拒不纠正的，乙方可视情形依法终止其与甲方的委托代理关系或暂停甲方对其账户的使用。宣某某在《开户申请表（个人）》中填写了其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国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证件有效期、固定电话、联系地址等身份信息。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该证券公司在其网站及手机ＡＰＰ发布公告，告知开展个人客户身份信息核实工作和更新工作。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该证券公司以宣某某身份信息不完整为由中止提供金融服务，对其股票交易账户进行冻结。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４日，该证券公司解除宣某某股票交易账户的冻结，但又于同日以宣某某未更新电话号码、职业代码为由进行冻结。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５日，宣某某与该证券公司员工通过微信进行通话并予以录音。后因证券公司未解除冻结，宣某某诉至法院，主张证券公司存在违法和违约行为，要求赔偿损失及利息。

杭州中院二审认为，根据我国《反洗钱法》的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制度，履行反洗钱义务，对先前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或者完整性有疑问的，其应当重新识别客户身份。本案中，某证券公司有权依法开展客户身份信息核实工作，包括获知其电话号码和职业信息，客户亦应当依法予以配合。就需要核实的信息内容以及拒不配合的行为后果，该证券公司负有向客户提前告知的义务，特别对年岁较长的客户，应以合理方式履行相应通知义务。本案中，证券公司告知客户的形式为在官网以及ＡＰＰ上发布公告，而在其公告的截至日期之前，宣某某并未下载其ＡＰＰ，且宣某某明确表示并未收到或者知晓相应公告，故无法认定该证券公司在首次对宣某某账户采取限制措施之前，已履行对客户的告知义务，故在未告知宣某某的情况下，径行对宣某某的账户采取限制措施有违双方合同约定。及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４日，证券公司解除宣某某股票交易账户的限制措施，后工作人员远程指导宣某某更新身份信息，此时可推定宣某某已知晓客户身份核实需求及拒不提供的后果，其应向证券公司提供相关信息。宣某某未在当日提供相关信息，该证券公司对其账户采取限制措施符合金融机构操作的流程规范。一审中，证券公司已获知客户的相应身份信息，已可完成信息核实工作，但对案涉账户的限制措施却仍延续实施数月，其行为再次违反合同约定，存在不当，故本案争议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均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考虑到案涉账户采取限制措施后对客户所能造成的损失以及宣某某账户内的证券市值情况，结合直至二审中，证券公司才对案涉账户解除限制措施的事实，遂改判该证券公司应向宣某某支付赔偿金１００００元。

一是明确了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制度的法定义务。洗钱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正常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破坏力。近年来，为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遏制洗钱及相关犯罪，落实《反洗钱法》的具体要求，履行反洗钱义务，金融机构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措施。对此，客户应当依法予以配合。

二是强调了履行反洗钱义务与客户合法权益应当平衡保护。金融机构在依法采集客户身份识别信息的过程中，应当对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信息予以保密，对拒不配合履行反洗钱义务的客户，金融机构对其账户采取的限制措施，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且合理适当，否则应当对客户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键词】证券虚假陈述；减免责事由认定；示范判决

证监会作出处罚决定书认为，某上市公司存在未按规定披露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８日的担保事项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对该上市公司处以行政处罚。张某某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买入该上市公司股票，部分持有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之后。张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其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投资损失，请求上市公司赔偿。

金华中院一审认为，该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问题已经构成虚假陈述。张某某的投资损失是否应当全部归责于虚假陈述，应审查张某某的投资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否都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作用。

依据证券业通常之理解，系统风险系指对证券市场产生普遍影响的风险因素，其特征在于系统风险因共同因素所引发，对证券市场所有的股票价格均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为个别企业或行业所不能控制，投资人亦无法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该上市公司受大盘、行业指数下行影响出现大幅“补跌”，一审酌定系统风险对投资者损失影响比例为６０％。此外，上市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披露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均大幅降低，再加上重大资产重组失败等利空信息，必然也会导致复牌后股价的下跌。因此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上述利空公告、投资风险等其他因素对投资者损失的影响比例为５％。综上，张某某在本案中的投资差额损失扣除系统风险及非系统风险对投资差额损失的影响比例６５％后，上市公司对该部分实际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一是通过对损失因果关系的重点审查，综合停牌时间长、符合索赔条件的交易时间短等特点，采用酌定方式确定减免责比例，较为客观地反映了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对投资者损失的实际影响，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资本市场认同度较高。

二是梳理出三方面有关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的具体考量依据：１．案涉股票、大盘、所在板块在特定期间的涨跌幅数据及走势对比；２．上市公司存在非虚假陈述行为相关的其他利空消息；３．宏观经济、证券市场、特定行业的新闻报道，从宏观层面证明存在经济下行等事实。

三是后续案件以本案确定的赔偿比例作为参考，通过调解、和解、诉前调解等方式，有效化解案件７０余件，该批纠纷圆满解决。

某商贸公司以背书转让方式从案外人Ａ公司处取得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两份，出票日期为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到期日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承兑信息显示“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该汇票的出票人、承兑人均为某实业公司，收款人为Ｂ公司，被背书人包括某家居公司等。商贸公司就案涉汇票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５日提示付款，因承兑人实业公司账户余额不足被拒付。商贸公司曾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９日向家居公司发起线下追索。后商贸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于６月１７日申请追加家居公司为被告。

湖州中院二审认为，家居公司是否应承担票据责任，主要在于商贸公司的线下追索及起诉行为是否发生追索效力，其一，票据法关于票据追索权的规定主要为追索权发生的情形、行使的时间、提供的证明等，并没有对追索权的行使方式进行规定或限制。即便电子汇票兴起于票据法实施以后，但在２０２０年修正的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施行的票据法司法解释也没有对电子汇票的追索作出特别的规定，电子汇票的追索仍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其二，违反《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能否导致追索行为无效。因该条规定并没有禁止电子汇票线下追索，也没有规定系统外的追索途径无效或导致权利丧失，且该管理办法系部门规章，故线下追索并不因违反该条规定而无效。其三，电子汇票线下追索是否符合票据法要求的签章、出示和交付票据。电子汇票相较纸质汇票在交易流通上更加安全，不会被克隆复制，汇票被接入机构接收即可表明当事人合法取得了票据。票据债务人可以从系统中查询到最后的持票人，系统运营者也可以提供相关证明，出示票据并无障碍。就本案而言，商贸公司发起追索的时间在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六个月内，家居公司应承担票据责任，二审遂改判实业公司、家居公司向商贸公司支付票据款２５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一是电子汇票系为弥补纸质票据流转效率低、易丢失易克隆等缺点而产生，兴起于２００８年，中国人民银行于当年组建了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并于２０１０年在全国推广。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电子汇票广泛运用于商业活动中，应赋予效力。

二是追索权是持票人最重要的票据权利之一，因中国人民银行于２００９年颁布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由此引发电子汇票线下追索是否发生追索效力的争议，给票据交易和司法审判都带来挑战。电子汇票与传统纸质汇票的区别主要是媒介和流通方式不同，但并没有创设新的票据制度，也不会因为流通方式的改变对票据权利的行使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二审仔细梳理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多个方面分析线下追索不成为电子汇票行使追索权的障碍，从而妥善维护持票人的合法权益，也符合票据交易主体的普遍认知和票据法的立法本意。

【关键词】债权转让；评估报告；损失填补

【受理法院】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审理情况】

【典型意义】

【关键词】民间借贷；约定利息支付期限；诉讼时效

【受理法院】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审理情况】

【典型意义】